“大地抬升的乡愁”

　　◎李兆端

　　引言：当乡愁从大地上升起

　　“土炕是大地抬起的一部分，睡在炕上就是睡在大地上。”这是杨建英在《那当儿：故乡童年的回忆》中写下的一句话。初读时，它像一句朴素的农谚，平实得几乎不留痕迹；再读时，却觉出几分惊心动魄——原来我们习焉不察的土炕，竟是大地的延伸，是泥土在人类居所中的一次“抬升”。而那个在炕上长大的孩子，从降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枕着大地的脉搏入眠，呼吸间吞吐着泥土的气息。

　　正是从这句话出发，我找到了进入这部散文集的钥匙。“大地抬升的乡愁”——土炕是大地被抬升的一部分，而乡愁，则是大地通过记忆、物象、人情，从那个叫大马村的京西小村里，被文字一寸一寸抬升入心的精神形态。

　　作者笔下的故乡，不是文人想象中的“小桥流水”，也不是游客镜头里的“田园牧歌”。它是贫瘠的、粗糙的、带着土腥气的——但那是一种令人踏实的粗糙，一种让人安心的贫瘠。炕是土垒的，墙是土夯的，路是土踩的，连孩子们在春天嚼进嘴里的榆钱儿、柳芽儿、马齿苋，都是从土里长出来的。大地在这里不是背景，不是修辞，而是生存本身。所以，当作者写到奶奶在炕上去世后，炕席上留下一个蜷曲瘦小的黑影时，我忽然明白：大地不仅抬升了土炕，也收纳了每一个最终回归它怀抱的人。乡愁之所以沉重，正因为它连接着生与死、出走与回归、记忆与遗忘。

　　这部散文集的可贵之处，在于它拒绝将乡村“诗意化”或“苦难化”的单向书写。它既写土炕的温暖，也写炕灰间留存着奶奶生命落幕的印记；既写棒糁儿粥的香甜，也写那个把鸡蛋摔碎在小卖部柜台上的男孩，合着泪水咽下蛋液的苦涩；既写村上椿树的繁茂，也写米魁元在咸菜缸里滚伤止血的绝望与尊严。大地从不粉饰太平，它只是沉默地承载一切。

　　杨建英的叙事，正是这种大地品格在文学中的映现：坚实、朴素、包容。他以京西方言作为血脉——那些“老家贼”“像蛋”“周房子”的土语，让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读者都仿佛听见了乡音；他以人间伦理作为灵魂——米魁元与许二奶奶在荒诞年代里相互照亮的微光，王鸿举与大红马之间跨越物种的情谊……这些故事让大马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，更是一个情感与道义的坐标。

　　由此，《那当儿》构建了一个可触可感、可泣可歌的精神原乡。说它“可触可感”，是因为作者调动了味觉、听觉、触觉、视觉的全部感官记忆——一碗棒糁儿粥的黏稠，一口老咸菜的咸香，一声“我妈叫我回家吃饭去”的呼唤，一盏除夕夜的小灯笼在漆黑的村巷里晃晃悠悠……这些细节让那个早已消逝的村庄在纸面上重新变得温热。说它“可泣可歌”，是因为作者从不回避贫困带来的伤痛，也从不吝啬对坚韧与善良的赞美。他写哭丧，写打赌吃月饼险些出人命，写偷牙膏皮还债，也写母亲在寒风中为远方的儿子织一条“能站在地上”的棉裤。泪与笑，悲与喜，在大地上从来就是并生的。

　　故而，让我们从这句“土炕是大地抬起的一部分”出发，走进杨建英的大马村，去触摸那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背后，从大地深处抬升起来的、沉甸甸的乡愁。

　　大地之床：土炕与乡土中国的肉身记忆

　　如果说大地是故乡的根基，那么土炕就是这根基上最先隆起的部分。它不是床，床是独立的、可移动的、与土地割裂的；炕是连体的、固定的、与大地血脉相通的。睡在炕上，就是睡在大地的怀里。

　　甲：炕，北方的精神摇篮

　　杨建英笔下的土炕，首先是一套精密的农家系统。他详细描述了炕的构造：连接炕头的炉子叫“地蹦子”——离地只有两块砖高，在地下挖一个深坑砌进去，炉膛大、炉口小，“里面蹲条狗，上面伸只手”。炉与炕之间用一块砖连接，“抽出来，烧炕；推进去，做饭”。炉洞内安放一个小瓦缸，借着炉火热力形成“土过水热”，二十四小时热水，名叫“温坛”——作者特意补充：“我时常把一些未成熟的青柿子泡进温坛去‘漤’，没几天就香甜可口了。”这寥寥几笔，既是农具志，也是生活诗。

　　炕规划着家庭秩序。一家人谁睡什么位置是固定的：炕头热，睡老人或当家人；炕尾凉，睡棒小伙儿。作者引用汪曾祺的观察——老北京两口子在炕上睡觉，老婆儿嫌老头儿挤着自己，就说“你往南边去点”——若不是位置固定，深更半夜如何准确判断方向？“绝了！”这个细节看似闲笔，却精准写出了炕与家庭伦理的深度绑定。

　　但炕上不止有秩序，更有生死。作者写了奶奶：这个年轻时勇闯敌占区贩洋货的小脚女人，瘫在炕上之后依然倔强——拒绝用便盆，拄着拐杖扶着墙自己去厕所。她在炕上糊袼褙、穿锅拍子、认针线、给孙子讲故事、偷偷塞糕点。1975年农历正月十二的夜里，奶奶在炕上坐起身，让妈妈给她洗了脚，吃了点心，粲然一笑说“你也歇着吧”，一个小时后咳血不止，溘然长逝。

　　出殡后，作者回到空荡荡的屋中，看到炕北头奶奶睡觉的位置，“铺盖早已被人卷走焚烧。因为常年被褥覆盖，见不到阳光，这块儿的炕席已经黑黄。再仔细看，竟能看出奶奶蜷曲瘦小的身影。”那一刻，这个从奶奶过世到出殡都没哭过的少年，“一头扑到炕上”，喊出了第一声“奶奶”。炕席上的黑影，是大地的留痕，也是悲伤的启蒙。

　　乙：炕与革命、家国

　　杨建英没有把土炕局限在私人记忆里，他大胆将视野拉向历史纵深处。他写延安：凤凰山下毛泽东的窑洞里，土炕上支起一架木床——南方来的领袖睡不惯炕；杨家岭朱德的窑洞里却保留着一盘土炕，导游说“朱老总年岁已高，腿脚不好”。而真正让他心潮澎湃的，是延川县梁家河村知青窑洞里那盘普通的土炕——“黝黑发亮的木质炕沿，岁月熏染的土墙，锈迹斑斑的油灯”，五十多年前，十七岁的习近平就睡在这铺炕上。

　　然后他写下了全书中极具分量的句子：“土炕是大地抬起的一部分，睡在炕上就是睡在大地上。接地气，连家声，通人世。”

　　这不是廉价的附会，而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知。土炕所代表的，是中国最广大农民的生存方式、思维方式、情感方式。从这铺土炕上滋养出来的，不只是当年扎根大地的知青，还有千千万万始终懂得“接地气”的中国人。炕的哲学，说到底就是大地的哲学：不欺、不浮、不妄。

　　丙：炕作为乡愁的容器

　　在杨建英笔下，炕还是村庄的“藏宝洞”。他写道：“一切贵重的、隐私的、幻想的都藏在炕上。”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小豆子说“师兄，别忘了，枕席底下有仨大子儿”；米魁元把派克金笔藏到炕角；准备盖房的两口子每晚只有躺在炕上才敢设想未来；村里的婆姨们把卫生带洗净包好压到炕席底下，从不敢晾晒在阳光下……炕是卑微者的保险柜，是梦想家的夜航船。

　　正是这种“藏”的功能，赋予了炕一种特殊的叙事潜能。它是秘密的守护者，也是记忆的发酵缸。作者在这里埋下了一个重要隐喻：炕是“大地抬升的一部分”，而乡愁，则是大地通过记忆抬升入心的另一种形态。那些藏在炕席下的物件：一支金笔、一条卫生带、几块糕点、几个白薯，都是大地之子寄存在肉身摇篮里的念想。它们微不足道，却重于千钧。因此，当作者说“我是睡炕长大的”，这句话就有了远超字面的分量。土炕给了他的身体以温度，也给他的灵魂以底色。离乡三十余年，他在新疆的楼房里醒来时，偶尔还会梦到那铺炕：炕头热得烫人，炕尾凉得冰脚，奶奶在黑暗中咳嗽，妈妈在炉边添煤，窗外北风呼啸，炕洞里埋着的白薯散发出焦甜的香气……那是大地深处传来的、永远不会冷却的体温（节选）。

　　(作者为北京市房山区评论家学会副秘书长）